什么是稅收籌劃的風險

2022-09-22

稅收籌劃的風險，通俗地講就是稅收籌劃活動因各種原因失敗而付出的代價。由于稅收籌劃是在經濟行為發生之前作出的決策，而稅收法規具有時效性，再加上經營環境因素及其他因素的錯綜復雜，使其具有不確定性，蘊涵著較大的風險。因此，企業在進行稅收籌劃時應充分考慮風險性因素。
1.政策風險。稅收籌劃利用國家政策節稅的風險，稱為政策風險。政策風險包括政策選擇風險和政策變化風險。政策選擇風險是指政策選擇正確與否的不確定性。該種風險的產生主要是籌劃人對政策精神認識不足、理解不透、把握不準所致。即籌劃人自認為采取的行為符合國家的政策精神，但實際上不符合國家的法律法規。例如某服裝廠接受個體經營者代購的紐扣，但由于未按要求完成代購手續，在稅收檢查時被稅務機關確認為接受第三方發票，不僅抵扣行為被撤消，而且還受到相應的處罰。政策變化風險是指政策時效的不確定性。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體現國家的產業政策，及時調整經濟結構，一個國家的稅收政策不可能是固定不變的，總是要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作出相應的變更，對現行的稅收法律、法規進行及時地補充、修訂或完善，不斷廢止舊政策，適時推出新規章。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的稅收政策總是具有不定期或相對較短的時效性。例如，從1998年1月至1999年12月，為了抵御1997年席卷全球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沖擊，刺激外貿出口，國家稅務局先后6次對出口退稅政策進行了調整，全國平均綜合退稅率提高了3個百分點；從1999年到2001年3年內，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和國內外各種經濟貿易形勢的發展，我國出口退稅政策變動了11次；據《財經時報》透露，為了有利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稅收再分配，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緩解目前人民幣所面臨的市場升值壓力，逐步削弱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提高出口退稅率的影響，預料中國政府將從2004年開始調低出口退稅率，即從目前的平均15%下調至11%；同時，羊毛、鉛、焦炭、稀土、鎢的出口退稅將會被首先取消；在2010年前后，將完全取消出口退稅政策。從實踐中看，這項政策一旦實施，那些依賴出口退稅生存的企業將面臨一場厄運，有的甚至是滅頂之災。因此，政策的這種不定期性或時效性將會對企業的稅收籌劃（特別是中長期稅收籌劃）產生較大的風險。
2.操作風險。由于稅收籌劃的固有特點是與“法”共舞，即稅收籌劃經常是在稅收法規規定性的邊緣操作，以幫助納稅人實現利益最大化；加上我國稅收立法體制層次多，立法技術不高，不僅法規內容存在著很多模糊之處，而且法規之間還有一些沖突或摩擦，即使是專業人士有時也難以準確把握，這就給納稅人的稅收籌劃帶來了很大的操作風險。從實踐中看，操作風險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對有關稅收優惠政策運用和執行不到位的風險，如因殘疾人員比例不足而享受了福利企業優惠，因利用再生資源的比例不足而享受了有關環保方面的稅收優惠等。二是在系統性稅收籌劃過程中對稅收政策的整體性把握不夠，形成稅收籌劃的綜合運用風險，如在企業改制、合并、分立過程中就涉及到多種稅收優惠的操作問題。根據有關規定，在一般情況下，被合并企業應計算資產的轉讓所得，依法繳納所得稅，被合并企業以前年度的虧損，不得結轉到合并企業彌補，但如果合并企業支付給被合并企業或其股東的收購價款中，除合并企業股權外的現金、有價證券和其他資產，不高于所支付的股權票面價值（或支付的股本的賬面價值）20%的，經稅務機關審核確認，被合并企業可以不確認全部資產的轉讓所得或損失，不計算繳納所得稅，其合并以前的全部企業所得稅事項由合并企業承擔，以前年度的虧損，如果未超過法定彌補期限，可由合并企業繼續按規定用以后年度實現的與被合并企業資產相關的所得彌補。凡此種種，如果不能系統理解和全面掌握，并加以綜合運用，就很容易顧此失彼，導致出現稅收籌劃失敗的風險。
3.經營風險。稅收籌劃是一種合理合法的預先謀劃行為，具有較強的計劃性和前瞻性。實踐證明，企業預期經濟活動的變化對稅收籌劃的效益有較大的影響，有時還會直接導致稅收籌劃的失敗。因為稅收籌劃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對稅收政策的差別進行選擇的過程。但無論何種差別，均應建立在一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即企業日后的生產經營活動必須符合所選稅收政策要求的特殊性。這些特殊性，在給企業的稅收籌劃提供可能性的同時，也對企業的某一方面的經營活動（經營范圍、經營地點、經營期限等）帶來了約束性，從而影響著企業經營活動本身的靈活性。如果項目投資后經濟活動本身發生變化，或對項目預期經濟活動的判斷失誤，就很可能失去享受稅收優惠的必要特征或條件，不僅無法達到減輕稅負的目的，還可能加重稅負。為了引導外資投向，我國現行稅制對生產經營期在10年以上的生產型外商企業實行“免二減三”的所得稅優惠政策。但若生產性外商企業兼營非生產性業務，且非生產性業務的收入超過業務總收入的50%，則喪失了“生產型”企業的資格，不得再享受此項稅收優惠政策。例如，某合資電子設備廠是生產性企業，尚處于減免稅期限內（減半按15%征收），由于其產品銷路不佳而外購其他廠家的電子成套設備散件進行組裝，這樣該廠就同時從事了生產性經營和非生產性的組裝業務。若本年度內該企業的散件組裝業務大于其業務總收入的50%時，盡管該企業尚處于減免稅期限內，但仍不能減半征收，只能按30%納稅。可見，該企業為了享受“免二減三”的所得稅優惠政策，本年度內在進行這兩項業務的投資選擇時，就應將非生產性組裝業務的規模控制在不超過生產性經營的范圍內。但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并非一成不變，必須隨著市場的變化和企業戰略管理的要求而進行相應的調整。因此，經營活動的變化時時影響著稅收籌劃方案的實施，企業必須面對由此可能產生的風險。
4.執法風險。嚴格意義上的稅收籌劃應當是合法的，符合立法者的意圖，但這種合法性還需要稅務行政執法部門的確認。在這一確認過程中，客觀上存在著稅務行政執法偏差從而產生稅收籌劃失敗的風險。因為我國稅法對具體的稅收事項常留有一定的彈性空間，即在一定的范圍內，稅務機關擁有自由裁量權，再加上稅務行政執法人員的素質又參差不齊，這些都客觀上為稅收政策執行偏差提供了可能性。也就是說，即使是合法的稅收籌劃行為，結果也可能因稅務行政執法偏差而導致稅收籌劃方案或者在實務中根本行不通，從而使方案成為一紙空文；或者被視為偷稅或惡意避稅而加以查處，不但得不到節稅的收益，反而會加重稅收成本，產生稅收籌劃失敗的風險。例如，我國增值稅法規定，個人銷售貨物的起征點為月銷售額2000～5000元，提供應稅勞務的起征點為月銷售額1500～3000元，按次納稅的起征點為每次（日）銷售額150～200元，各地根據實際情況，在上述幅度內可以確定具體的起征點。因此，企業開展稅收籌劃經常會遇到一些來自基層稅務行政執法機關的觀念沖突與行為障礙，這樣的實例媒體上披露的不少，實踐中也是屢見不鮮。
此外，稅收籌劃還面臨著籌劃成果與籌劃成本得不償失的風險，如對企業的情況沒有全面比較和分析，導致籌劃成本大于籌劃成果；籌劃方向與企業總體目標不一致的風險，從表面上看有成果，而實際上企業并沒有從中得到實惠，等等。以上這些都是稅收籌劃過程中客觀存在的風險，也是企業在稅收籌劃過程中應當加以研究和重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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