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以下簡稱“新《檔案法》”）。這是新時代我國檔案法治建設的一大成果，將對我國檔案事業發展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新《檔案法》有諸多特點和亮點，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

時代性

“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新《檔案法》與時俱進，反映了當前社會經濟背景和檔案事業發展趨勢及其對檔案立法的要求。

1

立法目的具有時代性

關于制定目的，新《檔案法》第一條新增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表述，反映了新時代背景下國家治理對檔案工作提出的新要求。2017年，黨的十九大強調，“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保證”。可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新時代國家工作的重點之一。“檔案工作是黨和國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基礎性工作”，檔案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僅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撐和保障。從“檔案管理”轉向“檔案治理”，是檔案工作的發展趨勢。新《檔案法》的這一表述，突出反映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檔案工作提出的時代要求。

2

法律內容具有時代性

首先，新《檔案法》專門增設了第五章“檔案信息化建設”。這是此次修法的一大亮點。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和廣泛應用，我國社會信息化程度越來越高，但是，囿于陳舊的思想觀念和僵化的體制制度，檔案工作信息化水平相對滯后于整個社會的信息化水平。“檔案信息化建設”響應了社會各界的呼吁，將提升檔案信息化水平作為新時代檔案工作的重心予以倡導和規范。

其次，新《檔案法》第二十六條，新增專門要求建立健全突發事件應對活動的檔案收集和利用機制。由于經濟活動的全球化、科學技術的復雜性、自然環境的脆弱性，現代社會突發事件、風險事故頻生。應對突發事件、進行風險管理成為不確定性的社會常態，而檔案可以為應對突發事件、進行風險管理提供重要信息支撐。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過程中，我國各級各類檔案部門主動作為、積極行動，大力開展疫情防控檔案的收集管理和利用服務，為疫情防控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作出了重要貢獻。新《檔案法》這一專門規定彰顯了“風險社會”的時代要求。

第三，新《檔案法》第三十四條關于鼓勵檔案館開展文化教育服務的規定，既反映了新時代背景下推進文化強國建設、增強文化自信的國家意志的重要性，也體現了進入小康社會后人民群眾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越來越突出的客觀要求。

人民性

人民性是中國共產黨與生俱來的品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治法建設、檔案事業建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人為本”原則。

1

保障公民利用檔案的權利

原《檔案法》第三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政黨、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公民都有保護檔案的義務。”而新《檔案法》第五條在此基礎上增加了“享有依法利用檔案的權利”的表述，將組織和個人保護檔案的義務與利用檔案的權利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這是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對公民利用檔案權利最明確、最直接、最有力的規定，也是新《檔案法》人民性的最重要體現。為保障公民利用檔案的權利，新《檔案法》還在第二十八、四十八條提出，對于不按規定開放檔案利用的，公民可以進行投訴，檔案主管部門應依法予以處分。

2

反映人民對檔案管理的訴求

一是反映人民對檔案為民所建的訴求。例如，近年來，社區建檔熱情逐漸高漲，人民群眾希望在建檔過程中獲得科學的指導和有力的支持。為此，新《檔案法》第八條規定，鄉鎮人民政府應對“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等的檔案工作實行監督和指導”。第十三條還規定，“反映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城鄉社區治理、服務活動的”材料，應當納入歸檔范圍。

二是反映人民對檔案為民所用的訴求。這集中體現于新《檔案法》第四章“檔案的利用和公布”。首先，新《檔案法》第二十七條將檔案封閉期從三十年降低至二十五年，以便人民群眾能更早地利用所需檔案；除了“縣級以上各級檔案館”必須依法開放檔案之外，“國家鼓勵和支持其他檔案館向社會開放檔案”，方便人民群眾能利用更多檔案館的檔案。其次，新《檔案法》第二十八條要求，檔案館“通過其網站或者其他方式定期公布開放檔案的目錄”“積極為檔案的利用創造條件，簡化手續，提供便利”，切合當前人民群眾檔案利用在線化、便捷化的習慣和特點。

三是反映人民對檔案為民所管的訴求。進入新時代，人民群眾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社會事務管理的積極性大大增加。同樣，參與檔案事務管理的積極性也大大增加。新《檔案法》第七條規定，“國家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和支持檔案事業的發展”，即是對人民群眾這一訴求的直接回應。

開放性

通過與社會環境交換物質、能源、信息，檔案事業方能獲取生存的基礎和發展的動力。新《檔案法》充分體現了檔案事業開放性的要求。

1

面向社會開放檔案

一是縮短檔案封閉期限。新《檔案法》第二十七條將檔案封閉期限的閾值由原來的“三十年”改為“二十五年”。檔案封閉期的長短直接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檔案開放程度，具有指標性意義。

二是拓展檔案開放主體范圍。原《檔案法》規定檔案開放主體是“國家檔案館”，新《檔案法》第二十七條將其修改為“縣級以上各級檔案館”，同時新增“國家鼓勵和支持其他檔案館向社會開放檔案”的表述，這使得公民有機會走進更多的檔案館。

三是擴大檔案開放門類范圍。原《檔案法》規定，“經濟、科學、技術、文化等類檔案向社會開放的期限，可以少于三十年”，新《檔案法》新增了“教育”類檔案，進一步擴充了可提前開放的檔案門類。

2

面向世界開放檔案

新《檔案法》第二十八條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和組織持有合法證明，可以利用已經開放的檔案”修改為“單位和個人持有合法證明，可以利用已經開放的檔案”。這一修改擴大了檔案利用的主體范圍，為外國公民利用我國檔案提供了便利，不僅體現了檔案是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的理念，也反映出我國檔案事業開放、包容的發展理念。新《檔案法》第二條將“外事”活動直接形成的歷史記錄納入了檔案的范疇，第六條新增“國家鼓勵和支持檔案領域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的表述，也反映了我國檔案事業面向世界的開放性特征。

創新性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法律應為創新提供保障，體現實踐創新要求。

1

思想理念創新

新《檔案法》第一條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角度定位該法制定目的，突破了此前囿于檔案圈的視野局限。第三十四條鼓勵檔案館開展文化宣傳教育活動，更是從“增強文化自信”的高度認識檔案的價值。這些都體現了思想理念創新。

2

制度設計創新

新《檔案法》中的諸多制度設計具有較強的創新性、針對性。新《檔案法》第九條首次提出，“中央國家機關根據檔案管理需要，在職責范圍內指導本系統的檔案業務工作。”對于檔案業務工作，在原有的橫向“屬地管理”原則上增加了縱向“系統管理”原則，形成“條塊結合”的管理格局，這有利于加強對諸如科技、海關、財務、稅務、審計、人事等專業性很強的系統、部門檔案業務工作的監督和指導。新《檔案法》第十二條首次提出“建立檔案工作責任制”，并新增第六章“監督檢查”、拓展第七章“法律責任”，這既是對制度的強化，又是對制度的創新。

新《檔案法》針對現實工作中的常見難題，提出了相應制度解決方案。例如，針對一些檔案館不愿接收檔案的情況，新《檔案法》第十五條新增“檔案館不得拒絕接收”規定；針對一些檔案館不愿開放檔案的情況，新《檔案法》第二十八條新增“檔案館不按規定開放利用的，單位和個人可以向檔案主管部門投訴，接到投訴的檔案主管部門應當及時調查處理并將處理結果告知投訴人”的規定。又如，過去由于館藏檔案開放審核的責任主體不明確而導致許多檔案無法及時開放，為此，新《檔案法》第三十條明確了檔案館和檔案形成單位或移交單位的開放審核責任與程序，有利于提高檔案開放審核效率。再如，此前一些部門利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的政府公開期限和《檔案法》規定的檔案開放期限的矛盾，通過向檔案館提前移交檔案，以規避政府信息公開義務。為此，新《檔案法》第十五條特別規定，“經檔案館同意，提前將檔案交檔案館保管的，在國家規定的移交期限屆滿前，該檔案所涉及政府信息公開事項仍由原制作或者保存政府信息的單位辦理。移交期限屆滿的，涉及政府信息公開事項的檔案按照檔案利用規定辦理”，從而彌補了這一制度漏洞。上述制度設計的創新，將極大地促進檔案工作的創新發展。

3

業務內容創新

新《檔案法》在檔案業務工作內容方面的創新，首先集中體現于新增的第五章“檔案信息化建設”。該章事實上是將檔案信息化建設視為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檔案工作的重心。其次，新《檔案法》對檔案工作的監督和指導提出了許多新要求，例如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六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六條等，分別對檔案工作責任制、歸檔范圍、機構變動時的檔案管理、檔案外包服務、突發事件應對活動檔案管理機制等作出了規定，有利于促進檔案業務工作內容創新。